今年7月末，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下文簡稱“雙減”），該《意見》的出台被視為有史以來最嚴“減負”政策，將使中小學生長期以來的“負重學習”發生歷史性變化。然而，政策的有效落實不僅需要供給側治理，還要有需求側的相應改革。為此，一些家長擔憂，“雙減”政策的出台，是否會意味著“拼家庭”“拼家長”時代的到來，甚至有人認為會加速“地下經濟”“家庭私教”的出現，進而拉大由於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差異而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面對這些“擔憂”，也反映出一些家庭的教養方式還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為此，筆者有必要就“雙減”背景下的家庭教養現實境遇，談談如何促進家庭教養實現有效轉型。
胸懷“國之大者”
當前，儘管“雙減”正在各地落實，但對一些家長而言，或許仍是一個陌生的“流行語”。一方面，“雙減”瞄準當下的教育改革，如明確指出：減少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強化學校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堅決防止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構建教育良好生態，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等。
另一方面，“雙減”還指向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較為普遍的社會焦慮情緒和“內捲”氛圍，直接影響我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這是關係中華民族發展的大事情。今年7月末，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犀利士 犀利士藥局 犀利士價格 犀利士ptt 犀利士5mg 犀利士學名藥 犀利士副作用 犀利士藥效 犀利士購買 Cialis 犀利士官網
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三孩”生育政策，並將其與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聯繫起來，同樣指出要平衡家庭和學校教育負擔，嚴格規範校外培訓。
顯然，“雙減”政策出台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我們不能將其僅視為是一項單純的教育改革，而這實際上體現了黨和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綜合治理決心和能力。因此，認識“雙減”，如同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所說：“要善於從政治上看教育，善於從民生上抓教育。”從國家發展戰略來看，深刻認識“雙減”政策出台的戰略意義，從讓人民生活幸福的“國之大者”出發，才能正確領會家庭教養轉型這一綱領。
扭轉“劇場效應”
隨著“雙減”的落實，一個挑戰在“校內”，另一個挑戰在“家內”，因此改變家庭教養的“路徑依賴”無疑是一場更為艱辛、漫長的革新過程。首先，要扭轉家長由於教育焦慮引發的“劇場效應”問題。所謂“劇場效應”，是指在電影院看電影，一個人突然站起來，擋住了後面的觀眾，使得後面的觀眾也不得不站起來，身高不夠高的觀眾站到椅子上，致使周圍的人都效仿，以此循環更多的人站了起來，最終看電影的代價越來越高。當前的教育現實亦是如此，有一部分家長為了讓自家孩子赶超同齡人，選擇課外補習或加大作業量，這會使其他家長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去效仿，從而使得教育陷入無序和過度競爭的境地，損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加重了家庭的集體性焦慮，嚴重破壞了教育生態。為此，面對教育“劇場效應”問題，必須建立公共的“劇場規則”，營造公共的“劇場環境”，而“雙減”正發揮著這一作用，但是家長必須要在貫徹政策中自我塑造一種公共自覺性，就是不僅自己不要成為第一個站起來的人，而且也不要做效仿站起來的人。
其次，要扭轉家庭長期以來形成的“補習慣性”。最近，網上一則新聞引起網民關注。內蒙古有一名初中學生，因被母親強制送去課外補習，選擇舉報補習班並帶警察去查抄補習班。有網友直呼孩子不懂事，也有網友稱強扭的瓜不甜。在當前“雙減”之下，一方面仍有少數課外輔導機構頂風作案，打著“夏令營”的幌子，實際上是開展學科培訓暗自營利；另一方面，部分家長與這些“漏網之魚”往往會在自身“補習慣性”的影響下形成“合謀”，甚至不惜高價請“私教”上門一對一輔導。我們的近鄰韓國便是一個“瘋狂補習”的國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政府推出一系列教育改革舉措，如取消中考、師資均衡化發展、抽籤分配學生、增加大學入學考試、嚴禁大學生和學校教師有償補習等，政策效果短期尚可，但過一段時間又會死灰復燃。由此看來，韓國經驗說明課外補習的“外部治理”只是硬幣的一面，而另一面必須通過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內部治理”予以共同應對。有學者指出，亟須通過家庭教育立法的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能力，而這有賴於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並提供合適的家庭教育培訓項目以及面向弱勢群體家庭的支持項目。
理解“愛的邊界”
最近，筆者和薛海平教授、博士生鞏閱瑄合作發表了一項實證研究——《愛的邊界》，我們發現：第一，家庭教育焦慮對課外補習投入均有正向影響，其中正常焦慮（學歷期待）型家庭注重子女“學科類”和“藝體類”綜合補習，而過度焦慮型家庭只注重“學科類”補習；第二，經濟、文化資本高的家庭具有正常焦慮，而經濟、文化資本低的家庭更可能過度焦慮；第三，經濟、文化資本高的家庭通過課外補習投入轉化教育過度焦慮，但經濟、文化資本低的家庭則由於資本的有限性使其陷入過度焦慮惡性循環，拉大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不平等；第四，過度焦慮型家庭的教養方式具有“專斷性”“盲目性”特徵而逾越父母愛子的邊界。近年熱播的《小別離》《小歡喜》《小捨得》等電視劇常呈現父母對子女“恨鐵不成鋼”的愛，使其家庭教養衝破了愛的邊界。正如《愛、金錢和孩子》一書中對中國式虎媽狼爸教養方式的概括——“我知道什麼對他們最好”，展現了中國家庭教養的現實寫照。
基於此，我們認為在“雙減”背景下，首先父母要設立適切性目標，樹立科學的育兒觀，尊重子女的個性成長，不要與“別人家的孩子”比長短；其次，建立主動性陪伴，父母應主動增加與子女的接觸時間，主動陪伴子女讀書學習、鍛煉和休閒娛樂，而非讓課外輔導機構替代父母的陪伴責任；最後，開展平等性對話，父母應傾聽子女成長心聲，以“互動”替代“專斷”，加強情理交融的父母人格修養。我們必須承認，父母為其子女報補習班是一種“愛”，但父母需要對這份“愛”心存邊界感，否則這份“愛”將是其子女難以承受之重。顯然，這些“建議”正如上文所述，亟須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的支持，因為成熟父母的養成亦需要時間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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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的時空環境和生活機遇大不相同，父代和子代之間存在一定的“認知代溝”。以互聯網技術為例，如今的中小學生主要是“10後”，他們生活在信息技術發達時代，一出生就能接觸到智能手機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產品，他們對在線學習等互聯網教育活動有著與生俱來的適應力，而其父母多是“70後”“80後”，他們雖然經歷了技術巨變，但不容否認父母的教育經驗和認知是相對傳統的，在其教育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個體印記，比如高付出就會有高回報、高投入就會有高產出，這種認知會表現在加大作業量和課外補習強度等。因此，父母有必要站在子女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子女成長與發展，建立代際的情感共鳴。同時，社會各界也需要理解這一代父母的教育期待，他們中的多數人正在努力成為第一代成功型父母，這或許是其上一代（祖輩）都未曾有過的新經驗，這需要建立社會的教育共鳴，從而提升政策的現實價值。
總之，在“雙減”之下，家庭教養勢必轉型。但轉型必須遵循科學的方法論，著力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亟待構建家校社協同育人共同體，通過家庭教育立法以及具有公共性的“外部機制”，引導家庭從父母權利走向教育能力，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把立德樹人貫穿到家庭教育全過程，讓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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